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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凯鲁亚克简介、个人资料,http://www.170xue.com
1952年至1953年，凯鲁亚克辗转来往于旧金山——新墨西哥——纽约——旧金山之间。他同卡萨迪一样，在铁路上当司闸工，生活很不安定，可正是这两年，他却写出了两部小说《玛吉·卡萨迪》和《地下人》。前者记述他少年时代同玛丽的爱情故事，其中也包含着同第一任妻子埃迪·帕克的惰史，富于戏剧性。在浪漫情恋的欢悦与现实生活选择的悲凉中展开，结局是绝望的。后者追忆作者（小说中的作家列奥·贝尔斯皮耶）同一个黑人姑娘（书中叫玛尔杜·法克斯）的爱情故事。玛尔杜住在纽约波希米亚聚集区（来自下层，“地下人”的寓意即在于此），她同其他一伙年轻人（实际上是《在路上》中狄安·莫里亚蒂的伙伴及追随者）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亦有反映。小说用列奥·贝尔斯皮耶的独白叙述，以玛尔杜的背叛而告终。自发性写作方式在小说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从不间断、跳跃而又起伏的长句有时竟达半页之多。
1954年至1957年算是凯鲁亚克创作成果最丰硕的几年。这时他醉心于阅读佛教及禅宗经典（特别是大乘佛教），还写了大量有关对佛教感悟的手稿（都未出版）。长久荣绕在凯鲁亚克头脑中的一个问题是：上帝无处不在，但又似乎难以捉摸。现实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虚幻。佛教教义的“空幻”说颇能使他共鸣。佛教主张的灵魂的寂灭永生这一停论使他明白，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灵的痛苦都是神圣的，人的所有欲望并不是“恶”的象征。西方传统宗教的“人性原罪”这一道德二元论同大乘佛教、禅宗，尤其是老庄哲学“天地与我重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思想是对立的，因此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应顺应自然。这便成为“垮掉”哲学的又一人生信念，他们并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及“自发式写作”来身体力行。对佛教禅宗的研读使凯鲁亚克的烦恼得到些许解脱（最令他苦恼的是写得多但出版不多）。写于1954年至1957年间并于1957年出版的诗集《墨西哥城布鲁斯》包括242首短诗，反映了他对人生重大问题（生与死）的思考。写于同年的长篇小说《特丽斯特莎》，讲的是一个同他一起吸毒又是他的悲哀中的抚慰者的墨西哥姑娘的故事。1956年他写成了《孤独的天使》第一部（记叙他在旧金山伙伴中的经历）。1957年，写完《达摩流浪汉》。所有这些作品无不贯穿生命无常、因而需纵情享受这一凯鲁亚克式的佛教——禅宗感悟。
凯鲁亚克的创作生涯终于迎来了转机。1955年，《在路上》前两部分别在《新世界写作》和《巴黎评论》上发表。同年，金斯堡在旧金山“六画廊”朗读《嚎叫》，大获成功，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正式登场。1957年10月，得力于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推荐，《在路上》由维京出版社出版。此时凯鲁亚克已满三十五岁，但由于纵酒，身体也日渐虚弱。尽管评论家对他的作品褒贬不一，但他已远非无名之辈，作品得以陆续出版，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善。1961年，他花了十天时间写出了小说《大瑟尔》，记录了他在加利福尼亚西部海岸风景区大瑟尔疗养期间身心交瘁（因纵酒）的迷乱思绪。
1962年至1969年期问，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州和新英格兰之间频繁迁居，同母亲居住在一起。1966年同幼年时代的朋友桑帕斯的妹妹斯特拉（第三任妻子）结婚。1965年，他写完了记述他到巴黎寻访家族史的小说《萨托里在巴黎》，该书于1966年出版。两年后，其最后一部小说《杜鲁阿兹的虚荣》出版，杜鲁阿兹也就是作者的化身。该书记述了他在故乡洛威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踢足球的经历，也回忆了从二战期间一直到他父亲死去的1966年他本人及家庭的一系列事件。“虚荣”一词虽说暗示的是他自己的过去，似乎也在总结始于童年时代的文学追求，包括xing爱等等，在他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种“自我放逐”的孤独心境中度过的——同母亲、妻子住在一起，纵酒、看电视、听音乐，逐渐与“垮掉”伙伴远离。1969年10月21日，他在佛罗里达圣·彼德斯堡医院逝世。就在前一年，尼尔·卡萨迪H在路上》中狄安的原型也告别人世。金斯堡、霍尔姆斯等“垮掉”派作家，还有亲属、记者等二百多人参加了在洛威尔举行的葬礼。霍尔姆斯在葬礼上说：“要了解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的确如此。凯鲁亚克在世时，其作品大都受到贬抑，认为不合正统文学口味。马库斯·坎利夫的评论颇具代表性：“他只是陈述，而不是传达，是闲谈而非写作。一如过去像他们那样过流浪生活的人，他们在创作上的努力都消耗在努力冒充创作上。这就像烹调术一样，做出来的东西当天就吃掉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股淡淡的香味。而且他们重视自然，流露出这种差不多毁掉惠特曼大部分诗作的风气，使严肃的创作难于有成。他们的文体可能有助于美国日常语言的发展，却不能对美国文学有所贡献。它既艰涩又不清楚——是一种个人的、散漫的、愤世嫉俗而感伤的文体。”坎利夫这里所指出的是凯鲁亚克（也包括“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创作“缺陷”，同时也是针对自发性写作而言的，但显然很不公允。首先，自发性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写作方法，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效仿的。其初衷是顺其自然，离不开意识的参与，可同时又是无意识的，意在冲破传统文学的语言规范，但又并不完全脱离。从凯鲁亚克作品中表露出的对经典作家的熟悉程度，正可表明这一点。再者，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实际上是继承了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尤其是爱默生的主张：“语言直接依赖自然的这种属性以及它把外部现象转化为人类生活中某一部分的能力，永远也不会失去它感染我们的力量……那种诗情画意的原始语言同时又有力地证明，它的使用者是一个与上帝相通的人。”在《论自然》中，爱默生还认为追求思想意识中的这种自然就叫做“真理”。可见，凯鲁亚克在一个半世纪后重新提出这些主张并加以实践，使之合法化，只不过是在追随先哲的教导罢了，实际上这已经在冲击美国文坛的正统文学语言观念并持续影响到二战之后至今的一些作家的创作。最后一点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凯鲁亚克的文学地位是同“垮掉的一代”相联系的。普遍认为，对“垮掉的一代”尤其是对凯鲁亚克的看法，从二战以来就一直是检验美国文学气氛或政治一社会话语的一块试金石，“只有‘麻木不仁’的50年代，由于信守繁文得节和政治上安于现状，才会视垮掉运动为一种全无社会或学术意义的道世文化”。的确如此。
《杰拉德的幻想》、《玛吉·卡萨迪》、《孤独的天使》、《达摩流浪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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