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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及其探源,http://www.170xue.com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分割”、“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个方面，包括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明显拉大。统计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占我国总人以上的农村居民，其收入在国民收中所占份额还不到，而总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超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据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从价格政策看，为配合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我国长期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使工农业产品交换条件有利于工业部门的积累和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多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工业品价格提高更快，因此，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有资料显示，年间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农业收入达到亿元。年均流出亿元，是改革前（年均亿元）的倍。“剪刀差”这种“暗税”给农民增加的负担已超过农业税（“明税”）负担（同前注）。。
（）从税收政策看，我国城乡居民税赋也呈现明显的“城乡倒挂”现象。依据我国目前税法和现行税制，城乡居民税赋负担严重失衡。从所得税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年纯收入不到元，却必须履行纳税义务。从增值税角度看，城镇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为年销售收入元者，然而，尽管一般农户远远达不到该收入水平，却户户必须交纳农业税。另外，现行税制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实行五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年应税收入不到元者，税率为。而在农业方面，对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则分别为：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均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乡税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据）也存在明显的于农于不利和对农不公现象。从理论上说，税收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种派生性收入。而我国农业税普遍采取“税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摊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许多农户在几乎没有纳税基础和能力的情况下也被迫成为纳税对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刚刚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旨在为农减负的“费改税”政策将多年来使农民不堪负重的税外“费”赋减了下来，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城乡居民的税赋差别就更为显著。
（）从政府投资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样十分明显。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业建设倾斜的投资政策，改革开放后，虽然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呈下降趋势。例如，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即分别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为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财贸经济》，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的同时，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则逐年增加，结果两两相抵（不考虑“剪刀差”形式的间接流出），农业和农村的资源净流出远远超过净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城乡差别也十分明显。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人均达，元，而对农村集体经济投入的人均水平仅为元（同前注）。。最后，从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与政府支农投入比重两个指标看，也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失衡。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占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相当明显。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显的城乡差别待遇政策。
农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包括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大规模土壤改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虫害、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设施，通讯和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年义务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区域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医疗以及文化设施等。
“纯公共物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政共同提供。另外，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在性质上被界定为“私人产品”，但由于其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作物产品）及其产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价格、税收、以及投资政策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并增加收入。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长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倾斜，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解决，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农民出资负担。其后果是：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始终难以提高；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建设滞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导致水患频繁、干旱不断，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改变；农村能源交通条件改善缓慢，公共卫生设施和标准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面临严重资金短缺，从而使占人口近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能迅速提高。
（）从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国社保体制“城乡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城镇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有“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举办的“再就业工程”等措施的关怀和保护；此外，城市居民还不同程度地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处。而在农村，除了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农民的生老病死别无其他保障。农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是为生存着而“活”着。
四、结语
毫无疑问，我国“三农问题”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普遍存在的某些客观原因外，有实际政策操作和处理不当的问题、有政策制定和决策中的失误问题、更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偏差问题。本来，作为初衷，本文试图通过一般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我国“三农问题”产生和形成的深层原因。然而，结果表明，其结论似乎又十分简单，那就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成败将最终取决于“三农问题”能否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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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及其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