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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简介、个人资料,http://www.170xue.com
曾希圣同志还十分重视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对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1952年安徽建省之初，曾希圣“三顾茅庐”，延请党外民主人士、安徽医学院院长张锡祺出任副省长，主持文教卫工作。他指示省报和电台一再发布广告和消息，招收技术人才，还派人到上海、南京、镇江等地，高薪招聘人才。他敢于突破禁区，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他听说一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当时正关在上海监狱，便派人拿着自己写给谭震林的亲笔信，将其从上海带回安徽。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安徽新增科研机构50个，新办高等学校30余所。
由于曾希圣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体，团结一心，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在短短几年里，安徽的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全省上下政通人和，欣欣向荣，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安徽呈现在人们面前。
五
1960年，由于“左”的影响，加上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和自然灾害袭击，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曾希圣同志带病坚持工作，为扭转安徽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而殚精竭虑。9月25日，周总理专程飞抵安徽，调粮、铁和煤。他告诉曾希圣，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基地的粮食即将断绝，10万科技精英有可能饿死罗布泊，曾希圣感到十分震惊。尽管安徽也有困难，但他坚决服从全国大局，上调粮食。此后，安徽更加困难。但这种勇于牺牲局部利益，帮助中央渡过难关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年秋天，中央决定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0月上旬，曾希圣举家迁往济南，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山东的问题。兼顾安徽的工作。但是，4个月后，当他得知安徽各地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问题时，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到安徽去，与安徽人民一起共同渡过难关。于是他毅然决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回安徽同干部群众一起克服困难，战胜饥荒，扭转局面。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先念称赞曾希圣“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倾听广大农民的呼声，与群众息息相通，第一个站出来大胆揭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弊端”。
是严峻的现实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使曾希圣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知先觉者”。1961年2月他从山东回到安徽后立即展开调查研究，亲自组织试点，在此基础上，他率先提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办法。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他义无反顾。他对省里其他领导同志说：“你们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责任田”一经推出，就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被称为“救命田”，很快推广到全省。“责任田”作为一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扶危定倾、扭转危机、开创新局面的作用。1961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产54亿斤，增产幅度达40％，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对“责任田”持肯定的态度。在1962年7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1982年10月，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安徽视察工作，曾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他特地约请1961年积极推行“责任田”的有关地、县领导，当面表示道歉，作了自我批评。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极“左”思想的影响，这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举，注定是要夭折的。从1961年2月开始进行“责任田”试点，到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批评“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曾希圣为“责任田”整整奋斗了一年。“责任田”的名称与曾希圣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深深扎根于农民心中，留下了希望的火种。正如李先念同志指出的，“曾希圣同志提出和倡导的责任田办法，对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引路的作用。今日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果，曾希圣同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六
李先念同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曾希圣同志“一贯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不息”，热情赞扬他的高尚品格和高风亮节。
曾希圣同志眷恋着他为之浴血奋斗的这片土地，深爱着他为之忠诚服务的人民群众。传记中记载了他的三次流泪：当他看见淮河两岸群众在水灾中挣扎，当他听到有人因为受到错误批判挨整致死，当他从山东回安徽的路上目睹沿途一片萧条肃杀的景象时，他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在1950年8月给党中央的一份电文中，提到“淮河洪水泛滥，致使489人死亡”，使毛泽东同志流下了沉痛的眼泪，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曾希圣同志工作勤奋，严于律己，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在红军时期，他经常连续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顾不得理发和刮胡子，以至于获得了“胡子局长”的美誉。在安徽最困难的时期，他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学习，自己带头不吃肉，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吃肉，和群众共患难。这期间，过度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他患了浮肿病，医生多次劝他住院疗养，都被他谢绝了。他在安徽工作期间，省委、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带着牙膏毛巾等洗漱用品上班，随时准备跟“曾政委”下乡蹲点调研。他的作风影响了全省各级机关，培养了一批干部。
曾希圣同志具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共产党人的风格，并为人们所称道。1958年，就在毛泽东视察安徽并充分肯定安徽群众性大办钢铁不久的10月下旬，曾希圣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宣布立即停止40万大军土法炼铁，所有农民返回本地从事农业生产。他在会上说，实践证明土法炼铁不成，不能再做这种劳民伤财的蠢事了。他当场拿出一块“生铁”说，“这哪里是铁！这是毫无用处的氧化物！停止土法炼铁的决定如有错误，由我全部负责”。
曾希圣同志为我们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文化大革命”中，他惨遭林彪、康生和“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7月15日逝世。就在他重病在身，生命垂危之际，仍然为我军的侦察技术改革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李先念同志在序言的最后号召我们：“曾希圣同志的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应当作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重温李先念同志的这篇序言，是与革命家一起思念革命家，与忠诚共同感受忠诚。我们坚信，他们身上最美好、最珍贵、最崇高的精神品质，一定会代代相传。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18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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