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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报告,http://www.170xue.com
资料显示：自××年，在二者有业务交叉的领域，市律师共办理民事和经济代理件，非诉讼代理件，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家；基层服务所共办理民事诉讼代理件，非诉讼代理件，担任顾问家。在没有交叉的业务领域，律师代理刑事案件件，行政代理件；法律服务所协办公证、办理合同见证共约件，调解纠纷件。如果将文献所称“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的数额作为计算案件标的额的一个参考，律师所的数字为万至万，法律服务所的数字为万。从案件数量和标的额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律师所的案件数量大大少于法律服务所，但标的额却高于法律服务所许多倍。当然，这一对比只是一种整体的对照，并不排除在个案上法律服务所收到某些标的额较大的案件或律师所接受某些数额较小的案件。另外对“挽回经济损失”的数额也可以作其他解释，比如可作为胜诉数额的参考，但在法院的调查表明，律师和法律服务所代理的案件在胜诉或败诉的概率上并没有明显差异；司法局领导对这一数字的解释也支持了我们的解释方法。
该市的律师事务所都建置在市区，在乡镇没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则基本隶属于乡镇司法所，一般建置在乡镇政府大楼内，只有个隶属于街道办事处的法律服务所建置在市区。两种不同地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决定里两者在提供法律服务的空间领域上的区别——律师事务所主要服务于城区的当事人，而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当事人即农民。这种坐落地点上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二者提供服务的当事人类型和受案范围的差别。在案件类型上，法律工作者受理的案件包括涉及到轻微伤害案件、农田间灌溉、邻里纠纷、还有婚姻家庭纠纷和一些基地纠纷、以及承包合同纠纷等等，所服务的当事人主要是农民。据对一位资深律师的访谈，城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是农民，一般的也就是侵权纠纷，邻里纠纷，离婚案件等，单位约占。
对法官的调查：市基层法院对于民庭和经济庭的划分仍然沿袭了××年以前的标准。民庭案件约有有代理人，其中大约左右是亲属（公民代理），其他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但法官对于二者的具体比例没有概念，他们说没有注意过代理人是律师还是法律工作者，对法律工作者也不存偏见或采取歧视态度。但在问到二者的代理业务水平有没有区别时，他们说，“取得两证的律师相对来说在素质上还是要强一些，沟通起来也方便一些，特别是有时候你跟一个律师沟通和一个家属沟通就不是在一个档次了……我们还是希望跟律师打交道。”“法律工作者就整体质量来说比律师肯定要差些，而且不齐，而且现在的法律工作者证就是司法局发的，随意性很大，他们许多人靠关系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工作。职业道德方面比律师也要差一些，因为他们没有律师方面的规则，有时候他就利用他那点法律知识引导当事人来规避法律，相对来说律师要好一点。”我们试图了解案件类型对于二者服务范围和服务质量的影响，答案是没有什么影响（这不是我们期待的答案）。于是我们询问了审判方式改革对于法律服务需求的影响，特别是审前交换证据之后，公民亲自诉讼的、亲属代理的、律师代理的、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在理解这些问题上是不是有区别？法官在这些程度问题上有没有区别对待？法官说，对于法院的举证责任通知书，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一般都会按照指定时间进行，但很多老百姓就会说，我开庭的时候给你就行了吗？法官在这些程序问题上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掌握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但对于当事人亲自诉讼或亲属代理的，一般争议不大或者没有争议的，就实行当庭交换证据。当问到老百姓对于二者差异的判断时，法官们说，我们感觉他们没有多大区别，他们这些人都是吃法律饭的，反正都差不多。对于乡村的老百姓来说，一般都是法律工作者，我们这里律师很少，个别乡老百姓对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的概念是混同的，都称他们为“律师”。至于二者在承接案件的类型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法官们说，那些争议标的额比较大的案件，有些当事人会有选择性地考虑，他们会去打听哪个“律师”名气大一些。不过基层所里面几乎是没有律师，不管目前基层所的问题有多大，但至少他在乡镇的接触面还是很广，（意即他们还是有较好的案源）。
对律师的调查：我们在一家乡镇法庭偶尔碰到了正在那里出庭的律师，这位律师据说在当地收入较高。他说，律师与法律工作者之间各有自己的地盘，法律工作者们承接的大部分案件都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鸡毛蒜皮的家事案件和小额财产案件，有时甚至当事人去找律师时，律师们还可能把案件推给法律工作者（不过律师们也没有友好到把自己不愿接受的案件介绍给自己认识的某位法律工作者），他们可能会告诉当事人说，他们当地有法律工作者。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接受案件多半都是靠熟人介绍和相互传递信息，虽然也听说有法律工作者以低价从律师手上将正在谈判的案件抢走的事情，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对当事人的调查：我们随机找到的两位当事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为他们服务的那位法律工作者（他们称之为“律师”，但也模糊地知道他们跟城里的律师不大一样）。一位当事人对于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找律师、以及是否满意他从法律工作者那里获得的服务时显得很生气，说：“我居然找他，当然是因为我相信他！”
对法律工作者的调查：他们反映，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之间的竞争不象法律工作者之间的竞争那么突出（这对于课题组而言是一个新问题）。虽然规章对法律工作者的民事代理有区域限制，他们只能作为本地区的当事人的代理人，但跨域承接案件的现象经常发生。不过法律工作者们对于未来进一步限制区域的设想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疑虑：一是他们的当事人多半是经熟人介绍“慕名而来”的，强制性地限制区域可能使当事人丧失寻找自己信任的代理人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是市在外打工的民工很多（而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市法律工作者在外代理民工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方面的作用是律师们无法替代的。一是因为民工虽然在外打工，但其情感维系的地方还是本地区，因此对于在外打官司尤其对于那些受人欺负或遭受工伤事故的农民来说，要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打官司或进行其他诸如追讨欠款或赔偿款之类的事务，他们希望由本村落公认为能说会道、有一定经验和威望、且懂得一定法律知识的人相伴，或作为拜托此人为其“帮忙”——代理，此时在农村中有较大影响的法律工作者便成为合适的对象；二是法律工作者的收费较低，他们与当事人之间很可能就是左邻右亲，或至少是熟人或是经熟人介绍的以一定人情和信任为纽带的关系，这种远较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能给当事人尤其是文化素质不高法律知识淡薄的农民来说带来一种安全感，也正是这种人情关系使得法律工作者受到一种无形的监督和督促，毕竟在一件案件办完之后他和当事人仍然必须生活在熟人的环境中。可以说这也是法律工作者以其职业道德上的自律和工作的诚恳和热心从而在熟人的社会中打开其法律服务的市场。除了这种传统的市场拓展方式之外，法律工作者还利用司法所法制宣传的机会，向在外打工的乡民发放维权服务卡，据他们介绍：“关于发放维权联系卡的事情，这是在外出务工人员在春节回来以后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就摆摊设点，向他们发放一些维权联系卡，宣传我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法律服务，也提供我们的联系方式，这样保证每一个有外出打工的家庭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一位老司法工作者说：“我们市万多人近在外面打工，每年象我们所接受的在外面发生工伤事故的案件大大小小大概有一百多件吧，我们每个人平摊大概三、四十件。”
法律工作者们在开辟案源方面另一个优势是借助于其官方政府性的色彩和身份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业务是律师们不屑于也难于从事的工作（由第三方主持的纠纷的调解无疑是需要第三方的一定权威的，律师作为纯社会性的中介组织很难象法律工作者那样在当事人尤其是农民中取得上述权威），但对于那些试探性的当事人而言，寻求调解的愿望常常也为法律服务所带来案源，调解成功者可以适当收费，调解不成功则往往顺理成章地接受成为将案件提交其调解的一方当事人委托而代理诉讼。
（）基层服务所与两个特殊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由于市公务员（公安人员在其中）和法官、检察官都只能拿到法定工资的六成——所谓“四块工资”，所以获取案源也是派出所和法院解决这四块工资以外收入的唯一或主要途径，具体运作方式使他们实际上也成为参与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主体。在当事人方面，他们并不清晰地了解派出所、法院或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他们有了纠纷究竟是去找谁，主要取决于谁说话能“算数”，谁收费低，以及谁跟自己更熟（更让人信赖）。但派出所和法院与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和微妙。
）基层服务所与派出所的关系
派出所在乡镇法律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现象。在我们的概念中，派出所是管社会治安的，怎么能承担解决纠纷的职能呢？但是据被调查的法律工作者称，老百姓想打官司的多，但敢打官司的不多，原因很多，一是法院方面法官的主观性和执行难问题成为这几年诉讼案件呈整体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这也影响到了法律服务所的“生意”）；其二是收费问题，有些老百姓想打官司，但法院收费很高，（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也都是提供有偿服务的，这令老百姓望而却步；其三是效果，老百姓觉得到派出所效果明显，因为有些老百姓怕那些公安派出所，派出所说话能算数！他们对有些纠纷就象对犯罪一样，把人抓到派出所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旦发生了纠纷，派出所除了履行制止正在发生的纠纷从而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之外，如果纠纷造成了人身或财产伤害引起民事赔偿，派出所会收取几百元调解费为他们处理民事伤害赔偿。通常老百姓之间有什么矛盾纠纷，包括财产损害案件，都愿意去派出所。派出所调解案件收费在当地是一种合法的创收方式，因为派出所的人只发“四块”工资，其余的由自己创收解决。也有派出所解决不了的案件，就会请法律服务工作者去帮助调解。特别是近年来受到国家法律规定的限制，因为经济纠纷抓人的现象减少了，于是派出所借助于法律工作者进行调解的现象增加了（协助调解成功一般计入法律服务所的案件）。这使法律服务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他们说：“公安有手铐，法院有传票，我们就是有牙锆。”（牙锆就是说凭着嘴巴子）。一方面，派出所依靠自己的“执法”力度获得案源，抢了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生意，另一方面，法律工作者也分享派出所借助老百姓的敬畏获得的部分案源（远在城里的律师们一般没有机会分享这部分案源），他们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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