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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报告,http://www.170xue.com
）与基层法院的关系
我们常常看到关于法院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报道和学者对于这种司法能动主义的批评，但在农村基层，这种“送法下乡上街上门”现象虽然在表面上随着近年来司法消极性和中立性理念的渗入而略有减少，但有两个现象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其一，法院送法上门的动机十分复杂，利益驱动是主要因素。现在法院都是给法官下达了任务的，以前是下达给法官本人，本站原创现在是下达给法庭，要求他们每年完成多少任务，因为他们的工资分六块，其中四块由财政支付，其他两块就是靠自己来创收了，以前政府财政还明令法院每年向地方财政上缴多少诉讼费，法院就明令法官上交多少钱。因此，现在法官为了拉案源，也很讲究与当事人和律师及法律工作者的个人关系，靠他们给法院带来更多案源。有些法官直接到外面把案件拉回来，然后到立案庭一登记，这个案件就由他来承办了。立案审查标准也因此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法官到外面拉案件时，实际上与一个普通的法律服务者差别不大，他和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一样要考虑和当事人的关系。他背靠的是国家强制力，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参与进法律服务市场的圈地运动上来，虽然在形式上进入法院的案件要遵循特定的程序。法官也要在听取对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调解或判决，而不仅是向一方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但是无疑基于利害关系上的权衡，法官的断案自然会是偏向提供自己案件的一方，至少在情感上和某种法律许可的幅度内是如此，虽然这种事实的不公正并不必然带来法律上的不公正或显失公正，因此，对比而言，法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向自己提供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以判决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其纠纷。同时也要权衡和其他法律服务者尤其是律师的关系。
其二，民事司法改革对于当事人、基层法院和法律工作者的影响。审判方式改革对于市基层法院的影响主要是当事人举证责任明显增加了，这一变化相应增加了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需求，而审前交换证据规则的实施更减少了当事人亲自诉讼的比例。虽然由于法官不再为了获取案情信息而走出法庭去接触当事人和证人，但法官们仍习惯于将当事人或律师传唤到法院来进行单方接触；虽然法官坐堂问案时也不再能动地替当事人说出那些他们似乎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然而这种变化对于当事人而言仅仅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支付双重成本，并不意味着法官的中立和结果的确定性。在市这样一个法律各界都依赖于案源生存的熟人社会里，名义上代表当事人的律师与名义上在当事人之间的保持超然地位的法官之间，基于相互照顾对方“生意”而形成一种与当事人本身没有多少关联的默契：他们必须在维护法官和律师双方的即时利益（比如照顾熟人一方的利益）的同时兼顾双方长远利益（为了维护个人信用而保持大致公平），但这种交易在法律服务市场中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变量：能够较稳定地提供案源的一方当事人和律师可以从法官那里获得更多偏向，又因此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案源（经常打赢官司的律师会获得更多客户）。所以，法律服务者与律师之间以及法律服务者相互之间的市场竞争能力主要取决于他们在法院的资源，而不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资源（专业水平）；而他们在法院的资源却又取决于他们在市场（客户和潜在客户）方面的资源。在社会基层中的强势群体往往在整个法律服务市场中占有优势。
二、四川省市基层法律服务现状考察
市法律服务所的体制和市场状况的情况与市比较相近，但由于对市的调查进路是司法局，调查方式主要是对司法局、法律服务所和律师所工作人员的座谈会和个别访谈，角度不全面，所获得的信息由于被调查者的角色和立场而不免带有倾向性和片面性（这是我们后来又选择由另一进路调查西部县的一个原因），因而在信息的使用上，市的情况可以作为实行同一体制的市的一个注脚。与市不同的是，市是地级市，它以一个农村地区中的城市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城乡交界地带基层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状况的视角。
⒈市的基本背景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基本构成
市曾是典型的西部山区县城，于年建为地级市，总共有万平方公里，人口共万，全市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人口占到百分之。目前市开放形式比较好，但总体上讲面对的是广大的农村，所以当地干部特别强调发展和开放。开发区原来是万平方米，共多万平方米的区域。对于当地和市众多的开发区来说，稳定也是他们最在意的价值目标，司法局是在发展和稳定两个意义上强调基层法律工作者价值的。同时，市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劳务输出等方面的管理比较具有代表意义，比如市外出打工人员大约是多万人，每年挣回来的劳务费是几十亿。
市当局对于基层法律服务系统的状况的基本评价是，财政支付的司法助理员编制太少，律师也不符合需求。全市个乡镇，乡镇司法所街道办共个，工作人员有人，其中专职从事司法工作的有多人（亦即平均每个所有一个专职司法助理员，其他都是一些兼职），法律服务所有个（其中个与司法所合一），法律工作者人（系指司法助理员以外的招聘人员），其中％在农村。该市一个县城或一个区二、三十万人，大县人口有七、八十万人，法律工作者多人，有五、六十个乡镇达不到一个乡镇有一个司法助理员的标准。全市注册律师人，其中人在市区。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有多个，人民调解员是多。全市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总和与人口比例为：，如果按照市的计算方式，将政府财政编制的司法助理员计入在内，则比例为：。不过由于律师主要集中在市区或者城区范围内，在县级的很少，县级以下的民间纠纷主要是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提供服务。市基本上有两条线，铁路以北是农村，铁路以南就是发展经济的开发区，所以法律服务是两条线：一条是面向农村，一条是面向城市。由于市的律师有限，政府财政能够支持的司法所也不足，因此在市区和附近地区，有几个法律服务所是完全不靠当地财政支持而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⒉市法律服务所的基本状况
．法律服务所与基层政府及附属机构之间的关系
“两所合一”的体制：在设有司法所的乡镇，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是两所合一，即“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但双方在经济上是分开的，法律服务所算是自收自支，司法所是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机构。司法所的行政职能中包括代表当地党委政府处理一些劳务纠纷，但司法所作为行政机构，解决纠纷应当是免费服务。于是司法助理员同时作为法律服务所的成员，也要办理一些收费服务的法律服务案件，他们与招聘的法律服务工作者通称为法律工作者，与法律服务所之间有一个分配方案和政策，司法局统一规定个人与法律服务所之间是五五分成。所里提成的部分用来搞司法行政工作，但有时个人做司法行政工作时还需要从个人分成的那部分中支付临时费用，事后有的报销，有的不报销。有些所里还从个人上缴的积累资金中给个人办养老保险等。此外，司法所要收一点管理费用。
但事实上，法律服务所的所有人员都被当成行政人员使用。因为司法局有很多具体的行政工作，比如指导人民调解、刑事安置帮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宣传等行政职能，都要靠司法所去落实，而司法所许多都是“一人所”，而且这些行政或公益性职能都没有专项经费，因而司法所事实上要靠法律服务所来支撑。不仅在人员上，所有这些行政事务都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来完成，而且在经费上，每个法律服务所一年的收入的至用来做司法行政工作，司法助理员或法律服务工作者除按规定比例上缴收入的一部分之外，常常还要在具体经办某项行政事务时支付一些诸如车费、餐费等。以临近该市城区的某所为例，××年该区司法局在编人员是人，在乡镇的行政上司法助理人员只有人，机关上某处个人，而公证处只有人，没法再分了，再往下派，“家里面”就没人了。所以在该局辖区内的个司法所，大部分都是法律工作者兼任司法所的所长。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年之内参加司法行政工作是人次。
因此，司法局领导说，我们市如果把法律服务所撤完的话，司法所就全部垮掉了。司法所所长们对于要把法律服务所分出去的想法感到愤愤不平，说：“现在乡镇机构改革还要求把法律服务所的人改出去，你说你改人家干什么？人家本来就是自收自支的，人家又不从你那拿钱，又不占你的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通过司法所开展的一些司法行政工作来宣传自己，加强当地群众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对他们开展在当地的法律服务也是一个促进。”另一位所长说，我们这里面对的贫困群体是大多数，我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如果说这块真的要退出法律服务市场的话，真正受到伤害的是那些贫苦的群众，而不是我们。我们当然可以不从事这个职业，如果考不取律师的话，我们随便找个什么事也能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那真正的受到损失的是广大的贫困群体，他们请不起律师，律师要高价，律师十年寒窗才考了个律师本，认为应当要回报。（这也符合成本收益的经济规律。）
共生现象：从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之间的关系中，我们隐约看到一种共生现象：一方面，作为官方行政机构的基层司法所依赖于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甚至可以说法律工作者是在用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政府办事，另一方面，法律工作者也从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中得到了某种无形或间接的回报，比如法律工作者与政府部门合署办公使其获得了一定的政府官方色彩，而这一身份的光环使他们在社区尤其是农村中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或至少是得到了乡村民众某种认同的分量；同时以带有官方色彩的身份经办大量的司法行政工作，实际上也借此扩大了法律工作者与社区民众的接触范围和影响，从而增加了案源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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