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非常话语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粱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曾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粱先生生气了，说：“我粱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粱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1930 年，钱穆到燕京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 楼和S 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 楼为穆楼，S 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圣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
　　80 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1988 年晏阳初98 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又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 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们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时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做事。
　　王闿运80 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1941 年，蒋介石评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不抉择地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蒋介石在“五四”运动时正在福建山区闭门读书，对西方、俄国和日本的经济政治学说颇有涉猎，对于新文化运动也不能说毫无感受。他在上文中五个排比的问句，真好似满面戟髯，根根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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