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的微笑——谈杨绛《老王》的语言特色

　　杨绛先生的作品，语言平和冲淡却字字含情。《老王》更是一篇足以体现她“朴素本色”却“别致耐读”的语言风格的佳作。
　　《老王》创作于1984年，是一篇回忆性文章。相信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无不被悲苦不幸却善良真诚的老王深深打动。“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就用这样水波不兴的语言徐徐道来。“我常坐”，起笔就与下文“乘客不愿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闲话中”也就向我们介绍出老王的基本状况。作者以非常集中的笔墨刻画老王的“苦”。一是伶仃孤苦，“单干户”，“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二是谋生难，一只眼瞎，好眼也有病，别人先前“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也不是无端猜疑，“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半面肿胀、又青又紫”，但还有人嘲笑、污蔑他“大约年轻时不老实”；“我”却让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而且猜测老王眼瞎是因为“更深的不幸”。这段叙述看起来平平淡淡，有些幽默和调侃的味道，其实却蕴含鲜明的对比，不仅写出了对老王的同情、关怀，为下文老王知恩图报作铺垫，更含蓄地流露出作者对以践踏弱者为乐的世风的厌恶和批判。接着作者介绍老王住所的荒破，再写其困窘。
　　“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谋生更加艰难，“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他才“可以凑合”维持生活。“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仿佛这样，“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作者用幽默诙谐的叙述写来，粗读令人忍俊不禁，再读却不觉倍感心酸，仿佛看到了老王脸上满足的笑容，更看到文字背后杨绛微笑的面颊上一双盈盈的泪眼。老王身患重病，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苦得不成人样的老王，还要挣扎着来到“我”家，作者着意刻画了他临终前的样子：瘦、僵。“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这句是总写，用“直僵僵”活画出老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样子，“镶嵌”更是用得特别，传神地刻画出老王清瘦、单薄、僵直，没有一丝活气。“直僵僵”在全文出现了3次，他像一具“僵尸”，“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直”字写他僵直、艰难的动作，两手却都拿着东西——瓶子里竟是香油，包裹里竟是鸡蛋，如此珍贵、易碎的东西！老王这一路该是如何走来？巨大的悲剧感压在读者心头，终于催人泪下。 
　　身体没病时，生活尚只能“凑合”，几月不出车，老王的境况之苦无法可想。但就这样穷困不堪，病魔缠身，他却省出来香油、鸡蛋；就这样直僵僵，羸弱不堪，他却硬撑着亲自送来香油、鸡蛋，如此之苦，更见其善！作者还通过回忆送冰、送钱先生去医院不肯收钱等生活片段再现老王的老实厚道、知恩图报。临终前送香油、鸡蛋不收钱，他是要最后一次感谢杨先生一家对他的同情、关爱、照顾和尊重。如此之善却如此之苦，更突出其“不幸”！作者在结尾写道“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自己在老王生前不曾真正了解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没能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他改善处境，改变不幸而惭愧不安。“文革”爆发后，杨绛一家受尽了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德一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忆及那些“含泪”的往事，杨绛却淡淡地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想起的却是“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们怎能不感叹、敬重于杨先生那种豁达忘我、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林筱芳在《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评价说，杨绛的文学语言“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此言真是一语中的。